改革开放40年来，中国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基层民主实践。中央、地方、社会构成当代中国基层民主发展的三股基本能动力量。三者在民主发展问题上的最大关切分别是合法性、绩效和利益。在民主发展过程中，三方出于各自的最大关切而展开互动，三方的互动过程形塑了一个个民主实践发展历程的基本样式；合法性、绩效和利益的分离与聚合状态则决定了某一具体民主实践的结果。能动者之间的互动，不是任意而为的，而是在“权力结构”和“文本结构”基础上进行的。结构特别是文本结构，既是能动者的行动依据，也构成能动者的约束和行为边界。在具体的民主实践中，如果合法性、绩效和利益高度聚合，则该民主实践倾向于制度化，反之则倾向于中断或悬浮。

数据和既有研究表明，中国诸多城市政府通过建设政务热线而具有较高的回应性，其背后的责任机制值得深究。中国城市政府的强回应性源于以“工单”为中心，建立了一套有效的“指派责任制”，实现了政府流程再造，责任机制重塑，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事本主义治理逻辑。市民通过热线平台表达诉求，并与市级政府建立直接联系；诉求转化为“工单”，热线平台代表市级政府以“指派工单”的形式明确责任主体及边界，并采用“限时办结机制”“协调督办机制”“评估反馈机制”等激励和约束机制，确保政府回应性保持在较高水平。